[摘要]明末清初，苏州地区城市文化的发展，在小说界促生了一个以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毛宗岗、褚人获等为代表的苏州小说批评圈。他们以小说编订和评点为尚，相互交往，写出了一批重要的批评著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使小说批评在17世纪达到高峰，产生了巨大的理论效力和实践意义，对小说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关键词]苏州；小说批评圈；17世纪
明末清初，小说界有两个重要的活动中心。一个在山东，以《金瓶梅》、《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等小说著作的问世为代表；一个在江苏苏州，以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毛宗岗和褚人获等著名文人的小说批评为代表。前者多以发表小说原创作品为主，后者则以小说编订和评点为尚。一南一北，交互辉映，创作与批评相成，共同促进了明清小说的繁荣。
这里主要谈苏州的小说批评活动。小说批评，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其兴起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制约。自明代以来，苏州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核心城市。社会经济发达，几为一时之最。崇祯年间刊刻的《吴县志》，曾描及苏州繁华的盛况：“尝出闾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则谓此亦江南一都会矣。”城市经济的持续发达，塑造了数量可观、具有购买力和精神文化需求旺盛的市民群体。苏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学和文化传播中心。小说、戏剧的创编演活动十分兴盛。晚明俗谚有道：“苏州样，广州匠。”苏州操持着全国的文化时尚。苏州的出版业也很发达。明万历年间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降至清代，闽建沦落，其余几个刻书中心依然繁盛。清学者王士稹《居易录》卷十四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燹，城廓丘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所有这些，不仅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注入了活力，而且提供了材料和对象。
苏州小说批评的发展，还与自明代中叶以来长期弥漫在苏州上空的批评风气密切相关。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文学创作与批评倾向。英国著名诗人、批评家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中指出：“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确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劳动是批评活动；提炼、综合、组织、剔除、修饰、检验：这些艰巨的劳动是创作，也同样是批评。”创作是作家主观审美倾向的迹化过程，作家只能把一部分生活呈现在作品中，而这即意味着他对客观生活的批评。苏州作家对社会的观察与分析，具有一种共同特质。有研究者指出：“翻开苏州作家群的剧作，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他们剧作中的饱含着时代内蕴的政治、社会内容。呼唤忠臣和英雄是他们表现时代、政治内容的作品中最为常见的主题。”此言不谬。从明朝中叶开始，便有梁辰鱼以《浣纱记》感叹国家兴亡，歌颂为国牺牲的崇高精神。此后，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命意皆主风世”(吕天成语)，作品注重反映忠奸斗争。冯梦龙改编《精忠旗》，歌颂民族英雄岳飞，怒斥民族败类秦桧。到清初，李玉《千锺禄》写明代逊国事件，其对建文帝和燕王朱棣的不同态度，足见对政治的干预倾向。此外，苏州文人修订、改编的小说也表现出对社会政治和英雄豪杰的偏爱。从袁于令《隋史遗文》、褚人获《隋唐演义》对草莽英雄的讴歌，到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传》对好汉性格的赞美，再到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对桃园豪杰的大书特书，我们很容易感受涌荡在苏州文人才子胸怀中的那股共同的激昂慷慨之气。这种气概，与《金瓶梅》、《聊斋志异》以及《醒世姻缘传》等山东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倾向显然有所不同。山东作家对政治、对英雄，好象并不存在一种一贯的、持久的、共同的执拗气质。
第二，市民的政治批评倾向。这是批评在民间的发展。典型事件即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发生的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的抗阉斗争。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方面，它沉重打击了魏忠贤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五人临危不惧、勇于赴义的牺牲精神，也深深震撼了贤士大夫们的心灵，苏州乡党为五人立碑、建祠加以纪念，并纷纷形诸诗文词曲加以歌咏。苏州本乡文人，如张溥作《五人墓碑记》，袁于令作《瑞玉记》，李玉、朱素臣、毕万后和叶雉斐共同创作《清忠谱》，都是因此事感发，尤侗、彭定求等人也留下了咏叹诗作。这里仅举李福的《五人墓歌》为例：
嗟尔五人市儿舆隶尔，何所知尔独好义。自昔缇骑来，匈匈逮吏部。万人鸣冤五人怒。五人奋臂呼，万人并力赴，击死缇骑走一鹭。人生快意亦自足，延颈怡然就显戮。今日英魂同聚处，曩时普惠生祠屋。虎丘塘，七里长，花市丛中三尺土，五人名姓千秋香。
词人饱蘸酣畅的笔墨，对五人大义凛然的崇高壮举作出了无私的讴歌。“人生快意亦自足，延颈怡然就显戮。”对于五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奋力一击。“五人名姓千秋香”，五人从此名存于天地日月之间，光辉磊磊。颜佩韦等五人，感义而愤，临戮显忠。这种以“忠义”贯注的同黑暗现实抗拒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正是苏州批评风范的集中展现。可以肯定地说，五人的抗阉事件是苏州批评在民间的发展，它反映了批评的深入与深化。
第三，诸生的社会批评倾向。在当时的苏州，诸生也是构成社会批评氛围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诸生常以集会的形式，对乱施苛捐杂税的贪官污吏进行舆论批评。时有长洲令唐九经者，奉檄征门税，便得到了诸生的批评与惩罚。据史料记载：
有诸生郭某纠诸生之富者、黠者告于文庙，谓之“哭庙”。上台不能制。唐遂借辑瑞以行。唐故绍人，久于京师，熟钻营打点之术。先帝时禁网严密，以事败下寝室。吴人士则以为诸生之权手握计典。
唐县令的倒台与诸生大胆的揭发有直接的、重要的关系。诸生参谒文庙的举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干预和批判，是对官府施政权力的一种有效监督，代表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对塑造现实生活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诸生的这种行为，为当权者所不容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金圣叹之被逮捕、被杀戮，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发生和反映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苏州批评风气，在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中是比较特殊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独有的。显然，这种覆盖面广、影响时间长的批评风气，在苏州人来说，已经形成一种深厚的精神和文化积淀。用法国著名艺术史家丹纳的话说，就是一种“精神的”气候。严格地说，这种气候并不直接生产批评家。但是，“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弥漫在苏州上空的这种批评的精神，为具有批评倾向的种子提供了发芽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因时制宜，把批评的天才同任何事物匹配起来。所以，当李贽确立了小说评点的价值之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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