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过密型生产模式理论被提出后，史学界有若干反对意见与批评。其实，这些批评都是出于对此理论的误解。本文谨对这些误解加以澄清。
 
 
我退休以后，迁居他处，远离了有中文书刊的大图书馆，无法追踪中国大陆文史界的学术发展，真正变成孤陋寡闻。最近因事回到上海，在福州路上海书城买到张佩国教授的近着——《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宾馆中翻阅了几章。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其中第一章第一节。这一节是比较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范式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诠释。在现代化范式的讨论中张佩国特别提出黄宗智的过密型生产模式及国内史学界对此理论的批评。我真是孤陋寡闻到这种程度，对于散见于各学术刊物的批评文字竟然都未读过。但是细读张佩国此节文字，发现各家的批评论点其实都是对过密型生产模式的误解。我深为黄宗智抱屈，而有一点为他抱不平的冲动。
 
王国斌批评黄宗智实际上是以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所提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史。其实大一经济学如果真正能融会贯通，是足足够用的。如果把几个基本经济变量的定义与彼此间的关系弄清楚了，说明白了，许多批评者的立足点便都不攻自破。黄宗智犯了一个毛病，也是学院派学者常爱犯的毛病：把简单明了的事实冠以迷惑性的新名词，结果扰乱了读者的思路与注意力。“过密型生产模式”一词新鲜是新鲜，但没有必要；“内卷化”一词则更是一个败笔。
 
廿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初创发展经济学，就已经注意到在落后地区常常可以见到，而在西方发达的国度中未曾出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在落后地区的市场边缘，常有年龄幼小的儿童在地上铺一张报纸或破布，上面摆着几个旧玻璃瓶，向人兜售，每日未必能卖出一两个旧瓶子，即使卖出，也不过赚两三分钱。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幼童的边际产量几近于零。这个概念后来被推衍成一般化，称之为“隐蔽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换言之，这些人虽然也参加工作，但对总产量没有贡献，其边际产量是零。比此情况较好的是工作对总产量略有贡献，但不足以抵尝所消费的物资。后来范登伯大学的一位农业经济学家把这个概念引用到农业生产上，认为在自然生长季节结束之后继续从事农耕，边际产量也等于零，忙也是白忙。到了今天，中国大陆上的经济学者仍然使用“隐蔽性失业”一词。史学家则群起采取“过密型生产”一词，鹅对鸭讲话，彼此没有聚焦。两个名词谁优谁劣不是大问题，而是更改名词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这也是黄宗智惹的麻烦，把简单的事物不必要地复杂化。
 
任何大学一年级经济学教科书都有一章讲述生产曲线(Production functions)。文字说明及图解都用三个不同的表述词，或绘出三个不同曲线，即总产量、平均产量、边际产量。值得注意的是在图解中总产量曲线最高点在横座标上的位置也就是边际产量曲线变为零时的座标点，两者是一回事，即MP=0时TP值最大。黄宗智书中没有说明这一点，批评者也没有注意这个关键，造成了许多误解，引发出不必要的批判。不注意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混淆了三个生产函数曲线，曾引起下列几种误解：
 
(1)“高水平均衡陷阱论”，是把总产量与边际产量两条曲线误为同一条曲线，而且误用“均衡点”此一名词。70年代初此论著者新创此说，写成一篇论文，正值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在剑桥哈佛大学开会，由Kuznets教授担任主席。此陷井论著者也在会上宣读了他的新论文，结果遭到了Kuznets教授的严辞批评。 Kuznets说，“均衡”一词是物理学的用语，经济学借用之。均衡有其均衡条件，不是两条曲线相交就构成一个均衡点。新说中既无均衡点，也不构成任何陷阱。史学家不了解Kuznets的评语，陷阱说乃得以风行三十年。
 
(2)有人认为近代中国不断有人从各地向江南移民，足证江南没有人口过剩，不可能出现过密型生产状况。这是把平均产量曲线与边际产量曲线相混淆了。人民向某地移民(经济性移民)，主要是因为该地富饶，但一个地区的富饶程度是由平均产量曲线之高低来决定，移民者不会考虑到移民目的地的边际产量曲线如何。事实上，江南地区富裕是能够容纳大量过剩人口的先决条件。过剩人口的边际产量小于维生费，势必依靠他人之贴补才能存活。这样就要视其它人有无剩余产量来容纳及补助过剩人口。平均产量曲线愈高，容纳剩余人口之能力愈强。江南地区最富裕，剩余人口最多，过密型生产最普遍，这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必然的现象。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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