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时期，许多官员的的命运都掌握在与外国交涉和战争中，耆英也不例外，有人称他是投降卖国的鼻祖，有人又说他开创了诚实外交，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探讨了耆英的一生。
　　关键词：不平等条约  耆英
　　走到19世纪的古老中华帝国，步履越加蹒跚，已经远远的被甩到了世界的后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这其中就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一些清朝大臣。耆英便是这一员，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春风得意的官场
　　耆英又是何许人也呢？耆英，满洲正蓝旗，爱新觉罗氏。曾任过盛京将军、浙江将军等职务。在道光28 年的时候，耆英被召进京城做官，由于他为人诚实可信，很得道光帝的宠爱，被拜为文渊阁大学士。道光帝还特意赏赐他双眼花翎，可以说是集权利和荣耀于一身。清朝的花翎分为一眼，二眼，三眼，三眼最尊贵；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在清朝初期，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附（即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附（即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由此可知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即使在宗藩内部，花翎也不得逾分滥用；花翎如此高贵，故此在清朝特别被人重视、向往。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降清后被赐籍汉军镶黄旗，在收复台湾后，康熙特许赐戴花翎；后乾隆帝下明诏，不但上述亲贵大臣可以戴用，如有显赫军功者也可以戴用。皇帝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乾隆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七人，被赐双眼花翎的约二十余人，这在当时是千古犹荣的恩宠。由此可见耆英的官场是多么的顺达。
　　基于对耆英在盛京将军任上工作的肯定，当英国侵略者的炮舰向清政府进攻时，耆英接到了有关鸦片战争的第一道谕旨：盛京为根本重地，朕心尤为廑注，该处港汊何处可进大船？该省洋面何处最关紧要？耆英确切查明，先行奏闻。至现在作何筹办，固不可先事张皇，不得不豫为准备，以致临事周章。如果夷船驶至盛京，该将军即督属堵御，相机办理， 毋令逞志”。 1842 年3 月29 日道光帝谕内阁：“耆英驰驿前赴广州将军之任”。稍后又被改命为署理杭州将军。4 月7 日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耆英的官场一帆风顺的节节高升，权力达到了鼎盛时期。
　　投降卖国的鼻祖
      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古老的中国大门，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近代外交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在晚清前期的外交中，耆英一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分别与外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因此，耆英被学术界认定为 “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其实，在这些签订“卖国”条约的大臣中，何尝不是有着几多无奈。
　　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迅速走上了强盛的道路，随即它也拉开了殖民扩张的序幕。当《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传播后，强烈地刺激着那些对黄金狂热的人们，英国更是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他们兴匆匆的拿来了工业品，希望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大捞一笔，可是事与愿违，中国当时的社会并不需要这些。于是，他们找到了鸦片，这个不仅可以摧残中国人的意志，而且可以从中获得可观收益的商品。中国人中还是有人看穿了他们的意图，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提出禁烟，林则徐就是这个提议的实践者。利益被损的英国人怎会如此罢休，一场战争就这样不可避免。中英战争因禁烟而起，但在中英条约中却对鸦片问题缺乏明确的说法，这确实是耆英的失误之处，这也成为他的卖国提供了有力说辞。浙江巡抚刘韵珂抨击说：“两年来干戈扰攘，专为禁烟，即为陋银。烟禁仍开，银尽可待。”平心而论，在禁烟问题上，耆英确实是处于两难境地。如前述及，中英战争因禁烟而起，要想对外国人重新施行林则徐在广东时期的严格禁烟政策，已经无法办到。而施行鸦片流通收税的政策，又碍于道光帝已颁布禁烟的谕旨在前，更是是行不通。在这样情况下，拒绝鸦片贸易合法化，在中国内部实行禁烟，成为耆英的最佳选择，也是惟一选择。耆英上奏说“凡事当先清其源，独禁烟，应先截其流”。 可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鸦片战争及其后的整个和谈期间，耆英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的儒家文化以及中国式的交往方式，一定会使洋人为其折服，使用这种外交方式，可以保存国家的大体不受损伤。基础此方面的考虑，耆英一直对英国人热情以待，俨然摆出了一幅请君入瓮的架势，但是洋人不是为了中国人的热诚以待而来的，对于耆英的积极反应也只是为了能从中获取利益罢了。但耆英本人却自以为得其实，坚信并继续用这种方式奢望解决中外交涉问题。他试图通过变通的方法来保存清王朝的某些权益，并为此争所不应所争的，放弃所不应放弃的。无疑，耆英在关键问题上，没有把握到重点，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的主权。在变通的幌子下，清政府一次又一次退让，使中国的权益蒙受巨大损失并贻害无穷。由于耆英的不必要“变通”，清政府的尊严和利益屡遭践踏，它再也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对外关系，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耆英确实没有弄懂中外交往的关节点。显然，“务存大体”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主观愿望，而“量为变通”反映了清王朝对国际惯例的无知，以及在西方列强面前的疲于应付。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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