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市的特点和实际效用
 
《汉书·地理志》载：至西汉末年，全国总计领“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在这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度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水平极不平衡。仅就市场形态而言，边境地区的民族市场与中原内腹之地的市场相比，存在明显差别；汉与边境诸族的边市贸易也有其鲜明的特点。
边境市场的商贸活动时有间断，受边境政局干扰严重是其显著的特点之一。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总趋势是好的。周边各族与汉朝之间经济、政治往来日渐频繁。但由于种种原因，或汉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或边境“蛮夷猾夏”，也使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时有发生，从而严重干扰着边市贸易的正常发展。
考诸史册，汉王朝对少数民族剥削、压迫而影响边市贸易者有之。如东汉政权对羌人的奴役、剥削，“故致反叛”，当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所徭役，积以悉怨”[1]。汉统治者为了平定羌人的反抗，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致使汉、羌贸易中断几十年之久。至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对边境侵扰、掠夺，而破坏边市贸易的事例更为常有。其中最突出的是匈奴，它反复无常，“背义绝约”。例如：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复与汉和亲”。然第二年，即后元五年（公元前159年），匈奴便“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事隔三年之后，于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匈奴又与汉恢复“通市”。俟后不久，匈奴又接连不断侵犯中原，杀掠吏民，掠夺边郡财产。事见元光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侵犯上谷郡，杀掠吏民；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分兵三路，突破长城关塞，大举入犯，略边民二千余人；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匈奴左贤王部进犯上谷、渔阳，掳掠千余人及牲畜而去；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四年（公元前125年），匈奴率领大量骑兵攻入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杀略”数千人。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匈奴发数万骑，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进犯，杀略千余人[2]。为解除匈奴对汉政权及中原人民的威胁，汉武帝赫然命将，举兵大规模地给予反击。对其进行了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关山之战，等等。在这连年战争的情况下，北境边市自然难以顺利开展。直至昭、宣期间，匈奴势力衰落，呼韩邪单于归汉，才“罢关徼之儆”，又复“通货市买”[3]。东汉和帝时期，北匈奴被汉军击溃后，鲜卑势力日趋强大。这个民族也是时服时叛。它对汉朝虽然有过“遗使奉献”，表示“愿得归化”[4]，也通过“胡市”[5]。但这种局面维系时间不长，便迅速中止了。据载：自永元九年（公元47年）至延光三年（公元124年）的78年中，鲜卑侵犯边境的次数达13次之多，侵犯地区由辽东渐次扩展到右北平、渔阳、代郡、上谷、辽西、雁门、定襄、五原等郡，其所到之处，“杀长吏”、“寇百姓”、“烧官寺”，使边境吏民无复宁日，“常为州郡所畏”，而不敢与之“交市”[6]。所有这些说明，两汉四百余年中，边市贸易时断时续，发展极不顺利，这主要是由于汉朝与边境各族，尤其是匈奴、西羌、鲜卑之间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局面所致。
再一特点是，边境市场的商贸活动，往往伴随着和亲、给遗而相辅运行。
如前所说，汉王朝为处理好与边境诸族的关系，换取边境的相对安宁。当时将“和亲”作为国策，而且继之以边市、给遗等羁縻措施。“和亲”始于汉初，其时因无力抗御匈奴犯边，采用娄敬的建议：遣“適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约为昆弟”。认为：以公主为单于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壻；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于大父亢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7]。这时虽然只言及“和亲”，未谈“关市”。但从景帝开始，便通常将“和亲”、“关市”、“给遗”等联在一起了。例如：
 
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汉“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8]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9]
 
到了东汉，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若欲与汉通边市，也是先迄求和亲、诣阙。例如：
 
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公元52年），北匈奴“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10]
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会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11]
 
在和亲、通边市的过程中，随着少数民族的“来朝”、“进献”，汉廷对其赏赐或给遗也是大量的。如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给遗匈奴“岁给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12]。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赐衣被七十七袋，锦绣绮縠八千匹，絮六千斤”[13]，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单于遗子入侍，奉奏诣阙”，诏赐“黄金、锦绣、缯帛万匹，絮万斤”，“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14]。这种朝贡、给遗是以物易物的一种贸易形式，带有浓郁的政治意味。
汉朝与边境民族和亲、给遗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争取和平环境，所谓“以安边民”、“世世平乐”[15]。同时，也是为了巩固汉政权，扩大影响，赢得周边民族的拥护，是一种政治行为。边市贸易也然，我们对之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的商业往来，它同样既有经济效用，也有政治意义。
那么，对两汉王朝与边境诸族的边市贸易应作何等评价？其效用如何？这是有待研究的一个问题。
但必须看到：每当边市贸易运作之时，边境地区经济活跃，商品交流量扩大，乃是事实。表现在：道路上的“贾车”往来频繁。如《居延汉简》记有：“日食时贾车出，日东中时囗过”(甲附14B)。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冬，乌桓侵扰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牛车千余两（辆）”[16]。可见商车数量之众。同时，北境关塞上的商贾也来自各地。据《敦煌汉简》载：有“远客”。（2348A），“东方来客”（2215），“车师人”（88），“囗知何国胡”(198)等等，这些在河西地区活动的“客”，大都与通边市有关。商胡贩客，来到边塞关市贸易者，不绝于时。特别是河西姑臧的商贸集市尤为繁荣。史称：那里“通货羌、胡，市日四合，” [17]即是例证。
通过边境市场的商业贸易，促进了汉朝与边境诸族的经济交流。当时汉朝在边市、给遗中输出的物资主要是各种生产工具、衣服、食物，尤以丝织品最为大宗。如今西北边境出土了不少丝绸遗物。例如：罗布淖尔出土了“登高明堂四海锦”。民丰出土“延年益寿宜子孙锦”，尼雅出土了“万世如意锦”等。据考，这些丝绸一般皆产于内郡的襄邑一带，大概是通过边市贸易输出的[18]。而边境诸族通过边市、贡献输入内郡的商品、物资，有供统治者需要的奢侈品、珍奇、皮毛、玳瑁、珠玑和大量的牲口、马牛等。《盐铁论·力耕篇》云：
 
……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缧驢馲驼，衔尾入塞。 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貊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
 
在边市贸易中，“交万里之财”、“均有无而通万物”[19]。这不仅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内容，实现了地区间的物资交流；而且也有助于“益损风俗”[20]，促进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增强少数民族的内向力和汉化过程。特别在边市贸易正常的情况下，当时许多少数民族或因羡慕汉朝的物质文明，而“慕义内属”。例如：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单于乡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相贺”[21]。光武帝期间，“南单于携众南向，款塞归命。”[22] “九真徼外蛮夷，率种人慕化内属。”[23]明帝永平年间，“哀牢王柳邈遣子率种人内属”[24]。白狼、槃木、唐菆等，“举种奉贡，称为臣仆”[25]。如此等方面，这里暂不讨论。但须指出者，这与边市贸易，使经济得到交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汉朝对边境少数民族创设边市贸易后，此后的历代中原执政王朝对之高度重视，循而不革。史称：“汉魏以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之交易，致其物产”[26]。又云：“互市之设，其怀柔羁縻之旨欤！爰自汉初，始建斯议，由是择走集之地，行关市之法，通彼货贿，敦其信义，历代遵守，斯亦和戎之一术也”[27]。“后魏之宅中夏，亦于通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28]。总之，边市从汉初开始，历代皆为，多被沿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1]《后汉书》卷87《西羌传》。
[2]《汉书》卷6《武帝纪》、《汉书》卷94《匈奴传》。
[3]《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汉书》卷96《西域传》。
[4]《后汉书》卷20《祭 传》。
[5]《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6]《三国志》卷15《魏书·梁习传》。
[7]《汉书》卷43《娄敬传》。
[8]《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9]《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10]《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11]《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12]《汉书》卷94《匈奴传》。
[13]《汉书》卷94《匈奴传》。
[14]《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15]《汉书》卷94《匈奴传》。
[16]《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
[17]《后汉书》卷31《孔奋传》。
[18] 参见刘曼春：《汉唐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丝绸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19]《盐铁论·通有篇》。
[20]《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
[21]《汉书》卷8《宣帝纪》。
[22]《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23]《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24]《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25]《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26]《唐六典》卷22《互市监》。
[27]《册府元龟》卷999《互市序》。
[28]《文献通考》卷20引《三朝国史食货志》。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首页]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