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庄园里的隶农
    
    除了贵族和他的一家人、教区牧师、可能还有少数行政官吏，庄园上的全体居民都属于仆从的地位。 
    奴隶在中世纪庄园中已经很少了，主要是进行家务劳动的家奴。佃农和茅舍农也是非常少的，他们属于当时经济制度的边缘人物，想租到一块地都很难，也就是说，想找到一个愿意压榨自己的人都找不到，可以说是最彻底的贫农——赤贫户；他们只能靠给领主或隶农做一些零活度日。 
    那时农民的主体是维兰（villein），很多书上都把它译为农奴，但我更愿意把它译为隶农。当然，译成什么词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把握住这个词的含义。其一，维兰不是奴隶。维兰不是领主的动产，可以随便买卖；维兰虽然不能离开庄园，但在庄园里是有着人身自由的；维兰有自己的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其二，维兰又决不是今天西方的农业工人，他们不仅要向领主交纳地租、庄园里的各种赋税，还要受到领主各种其他的压榨，要在生产生活、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臣服、依附于领主。我把它译为“隶农”，是取其“隶属于领主的农民”之意。 
    隶农与其耕种的土地，有两方面关系。其一，土地是领主所有的，隶农只是在租种领主的土地，所以要向领主交地租。其二，隶农与其所耕种的土地，又是永远不可分开的，那块被某位隶农耕种的地，是被这位隶农及其子孙世世代代世袭拥有的。隶农一旦作为隶农租上了领主的一块地，那就虽然没有吃上大锅饭，但却捧上了铁饭碗；那就是被领主招进来的正式工，实行的是终身雇佣制；而且隶农的子子孙孙都可以享受这种待遇。所以隶农也被称为“永久佃户”。隶农想离开这块地是不行的，可领主想让隶农离开这块地也是不行的。这就是那时的惯例。所以说，虽然是压迫压榨，但压迫压榨也可以是有人情味的。贵族领主虽然在剥夺隶农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但又要给隶农甜头，给隶农安全感、让隶农能够维持生计。鲁迅说中国历史上的百姓，只有两种状态：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做不到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奴隶”换成“隶农”的话，可以说：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们，一般是会让隶农们坐稳隶农的地位的。 
    既然是租种领主的土地，当然就要交纳地租。在庄园制度的早期和中期，都是采取劳役地租的形式；而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扩展，到中世纪晚期，领主们越来越倾向于收取实物地租乃至货币地租。
    除了地租之外，领主们还巧立各种名目，征收隶农们的财物。 
    当一年的劳动和收获结束后，领主要收“家庭税（tallage）”，这是一种最普遍也是最苛重的庄园税。其征税范围包括隶农的一切财富：禾捆、干草、葡萄、牲口、小鸡、蜂腊。其税额大概相当于地租，在决定隶农的生活水平上，家庭税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当一位隶农去世由他儿子继承遗产时，领主要收“继承税(heriot)”，必须把家里最好的牲口上交领主，因为牲口是那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所以这项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隶农们积累自己的生产工具；当一位隶农结婚时，领主要收“结婚税(mechet)”；当一位新隶农进入庄园、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时，领主要收“进入金(entry fine)”；当两位隶农发生了婚外性行为，领主要收“通奸税(leyrwite)”；当一个新庄园管家上任时，领主要受“见面金(recognition)”； 当一位隶农要上领主法庭解决民事纠纷时，领主要收“法庭金(amercement)”；当一位隶农要买卖牲口或谷物，领主要收“准许费(licence)”；当一个隶农要离开庄园时，领主要收“分离费(chevage)”；当一位隶农要使用公地、森林、荒地、河流等公地时，领主要收“使用费（pannage、turbary）”。按希尔顿(Hilton)对英国斯塔福德郡的研究，在13世纪时，领主征收的这些税收，占了隶农们全年收入的40％。5 
    不仅如此，隶农们还要去做领主所要求的各种“强制服役”，比如建筑道路、桥梁、堤坝，保卫守望城堡，为领主做杂役，等等。有的地方的领主还拥有对隶农女儿结婚时的“初夜权”。 
    领主在庄园里开设有磨坊、酿酒作坊、烘面包炉灶、葡萄酒压榨机，领主在庄园里对这些设施进行垄断性经营，收取“专利税”等进款。水磨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在中世纪出现的水磨，相比于原来的手推磨是一个很大的技术进步，但它需要较大的制造费用，所以只有领主才建有水磨。为了让隶农们使用领主的水磨加工谷物，领主们专门划定了“水磨辖区”，一个“水磨辖区”一般比一个庄园大一些，但都是属于一个领主的地产。所有的隶农都不许再拥有手推磨，所有的谷物都必须到各自辖区的领主水磨上去加工，不许带出辖区，即使是从庄园外面买进的谷物也要这样做。然后隶农们要交“水磨费（multure或toll）”，相当于所磨谷物的1/12。隶农们当然更愿意用自家的手推磨，因为那样只花劳动力，现在却平白无故地交走谷物收成的1/12。但领主却坚持这种超经济的经济行为。为此，出现了很多冲突、斗争和纠纷。可以说，在搞垄断性经营方面，欧洲的领主们在1000年之前，就已为我们今天的电信、电力、煤气等部门作出了表率。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给工人留下维持工人自己及其后代生活的物质产品，然后拿走其他的剩余产品。领主的心肠也不比资本家好多少，通过地租及种种超经济手段的盘剥，领主也只让隶农们维持着十分基本的生活。虽然隶农在人身安全上受到领主的保护，并有一块世袭土地供自己耕种维持生存，但他们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而且没有尊严可言。 
    伯恩斯这样描写隶农的生活：“在播种和收获的季节里，他至少从日出劳动到日落；劳动的报酬十分微薄。他的家一般是简陋的小屋，是用一层糊了泥巴的篱笆建造的。在茅草的屋顶上开个口，这是烟的唯一通道。地面就是泥土，从上面下来的雨和雪使泥地变得又湿又冷。农民在一只箱子里塞进些稻草当他的床铺。一只三条腿的凳子是他的安乐椅。他的伙食粗糙而单调——不是黑面包就是褐色的面包。······如果收成不好就得捱饿。饿死的事情决不是没有听说过。他当然是文盲，而且是迷信和恐惧的牺牲品，也时常受到邪恶的领主管家的骗。农民生活最悲惨的一面，可以说他是一个被蔑视、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可怜虫。贵族和市镇居民们很少提到他们，就是提到他们，所用的也是最鄙视、最恶毒的语言。”6这就是1000年前，90％以上欧洲人的生活。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