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尽管迄今为止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没有把旧体诗列为研究对象，但是它的存在、延续和影响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已经开始有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尝试着要把它列入其内。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那么把旧体诗也写进来，应该是合乎同一逻辑的。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关 键 词】旧体诗/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史/研究
【正 文】
一
作为一种边界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本是不包括以文言和格律为主要形式特征的旧体诗的。因为我们过去长期把“现代”有意无意理解为与传统的决裂或“告别”（注：关于这一问题，严家炎先生有系列文章进行剖析辨别，可参见严家炎《五四的误读》，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版。），所以“现代文学”基本上等于“新文学”，一切跟“旧”沾亲带故的文本，便都理所当然地被拒斥于“现代”的大门之外。
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进展过程中，旧体诗事实上一直没有断绝，而且也没有将要断绝的迹象。不但旧文人在写，新文学作家也写；科学家在写，政治家也写；旧军阀和新军人也写，而且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在写。甚至到了新诗已经降生将近100年的今天， 我们依然无法断定在全中国是写新诗的人多还是写旧体诗的人多。特别是到了现在的网络时代，旧体诗天上掉馅饼一般获得了一个五四以来的空前自由的创作空间。旧体诗爱好者可以在网上互相交流切磋，旧体诗不再是仅仅属于老干部歌功颂德的专利品了[1]。 尽管迄今为止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没有把旧体诗列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它的存在、延续和影响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已经开始有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者尝试着要把旧体诗列入其内。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最重要变化即是在每个十年都专门开列了通俗文学一章。）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也专设两章讲授通俗文学。），那么把旧体诗也写进来，似乎应该是合乎同一逻辑的。这一逻辑就是，不再把现代文学仅仅等同于新文学，而是理解为在现代性进程中所发生的文学。在这个同步的进程中，旧体诗不仅仅成为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资源之一，旧体诗自身也受到新文学和新时代的影响而发生着演进变化。随便举个例子，就不难证实这一点：
沁园春·梅州监狱小记
旧式长枪，新型小铐，押进监仓。待执勤搜罢，现金手表。牢头发下，条例规章。分散编班，集中训话，逃跑决无好下场。才一日，看衣皆囚服，头尽理光。
人生难得一番，将此处辛酸细品尝。任轻伤重感，药唯去痛；一年四季，米总霉黄。打架偷摸，都该受罪，况尔杀人放火狂。休烦恼，尽无期死缓，小住何妨。
这是广东杂文家陈章先生写于20世纪末的一首词，除了严守《沁园春》词牌的格律之外，内容和思想都是“现代”的。这样的作品或许不能进入“现代文学史”，但应该不应该算做“现代文学”呢？
再如聂绀弩先生著名的《锄草》诗：
何处有苗无有草，每回锄草总伤苗。
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
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
停锄不觉手挥汗，物理难通心自焦。
培苗每恨草偏长，锄草时将苗并伤。
五月百花初妩媚，漫天小咬太猖狂。
为人自比东方朔，与雁曾征北大荒。
昨夜深寒地全白，不知是月是春霜。
据说胡乔木称赞聂绀弩的旧体诗道：“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个评价或许过高了，但恰好说明旧体诗是可以“现代”的。把传统理解为“旧”，把“现代”理解为“新”的理路，大约要调整调整了。
二
现代文学中的旧体诗，在新诗的挤压之下，自觉不自觉地退回到个人领域，即使表现国家社会问题，也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与新文学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在整体上，旧体诗较少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更多地是歌咏风花雪月和遗老遗少情愫，这一点在1949年以前尤其明显。而1949年后，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在整体上，旧体诗仍然属于文学主流之外的“潜在写作”。我从网上得知，上海在1949年以后创办的一份民间旧体诗刊物居然贯穿整个50年代，存在了10年：
《乐天诗讯》创刊于1950年元旦，是由上海一些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的“乐天诗社”的会刊。“乐天诗社”组建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吸收的会员一直是以上海和江浙地区人士为主，但也有北京、天津、四川等其它一些地区的旧诗爱好者参加。诗社的成员，层次不高，不管是在工商界，还是在文化界，都属中等偏下，决无社会名流加盟其间；诗作的水平也很不够格，绝大多数作品，只能说是徒供其自娱自乐而已。虽然说《乐天诗讯》的艺术价值不高，但是作为建国初期的一种民间旧体诗刊，却可以用作研究那一段时期传统旧体诗词在民间发展的状况和民间社团的活动情况等方面问题的绝佳资料。[2]
10年之间，主流文坛对它不鼓励、不理睬、不批判，任其自生自灭，可见其“无关大局”。新中国文艺的领导者对新文学的动向明察秋毫，而对旧体诗却不置可否。用一个现在时髦的词儿，真是“吊诡”。陈思和先生所著的当代文学史中格外突出了“民间写作”，其实主要突出的是带有对抗主流色彩的作品。而真正跟主流保持“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姿态的，恐怕还是旧体诗。连政治家写作旧体诗，都保持着“民间”的自觉。以毛泽东的特殊身份，其旧体诗作虽然得以在《诗刊》上发表，但他仍然公开表示不号召青年写作旧体诗[3]。新文学作家写作旧体诗属于个人爱好，他们没有结社行为和引人注目的艺术上的交流切磋，所以，也没有流派。勉强可以说是流派的，就是我所命名的“老干部体”，或者叫“新台阁体”。而这一所谓流派恰好是旧体诗水平最差的。我曾经摹仿“老干部体”写过两首七律[4]：
七律·仿台阁体作国庆感怀二首
（一）
金风送爽景宜人，国庆佳节喜降临。
白发相逢同祝酒，红颜欢聚畅谈心。
江南塞北传捷报，海角天涯唱赞音。
万马奔腾齐踊跃，一轮红日照良辰。
（二）
雄鸡一唱万民欢，重整河山历苦艰。
大树临风何所惧，长城沐雨稳如磐。
同心奋斗人十亿，携手进军业百年。
且待宏图实现日，神州举酒尽开颜。
这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作品，常常见诸报刊。外行读者视而不见，内行读者不屑一顾，只有半瓶子醋的读者才从这里“找到组织”。有时连编辑也急于完成应景任务，不遑细看，以致被别有用心者钻了空子，造成政治事端（注：20世纪90年代曾有海外人士投稿《人民日报》海外版七律一首，以嵌字格手法攻击中国某领导人。）。
旧体诗由于处在现代文类的底层，所以一旦有佳作出现，往往是具有反抗性或者调侃性的，包括毛泽东的诗作也是这样（注：毛泽东诗词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其革命生涯和反抗性格的结合物，从始至终具有“反诗”的特点。）。现代旧体诗中，打油诗占有相当的比重，还有一些接近民歌的俚俗之作。1958年掀起的“新民歌运动”，许多作品在形式上无疑是更接近旧体诗的[5]，例如：
小姑娘，辫子长，
穿着一身花衣裳。
每天早起挑尿肥，
歌声唤起红太阳。
——《歌声唤起红太阳》
洮河引上凌霄殿，
清水流进蟠桃园。
命令王母搬家走，
瑶池今夜要发电。
——《千家万户唱洮河》之一
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文革后期，反抗性和调侃性的作品普遍增多。著名的“马凡陀山歌”和“五七干校”的作品可以作为代表。更具有政治史和文学史意义的“天安门诗抄”中的大量旧体诗，则直接参与了“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文革时期的主流诗歌是半格律体的新诗——以《理想之歌》最为典型，而70年代后期批判和清算文革时，以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为嚆矢，却出现了大量的旧体诗（注：当时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据说是周恩来、许世友等高层人物的诗作。），直到80年代朦胧诗崛起，旧体诗才又退回个人领域。可见旧体诗是随时可以担负某种政治任务的。
三
在以新文学为主体的“现代文学”自我建构进程中，旧体诗的身上逐渐也渗入了“现代文学”的观念，形成一种文体上的对新文学的补充。新文学史上有一些重要事件，是与旧体诗有密切关系的。比如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事件，掀动了多少文人的心潮。此事学界皆知，无须细论。
再如现代旧体诗名家沈祖芬抗战时期的诗作，不仅具有一定的现代思想，而且艺术上也可圈可点，不逊古人。如《涉江词》中的几首：
减字木兰花·闻巴黎光复
花都梦歇，枝上年年啼宇血。
还我山河，故国重闻马赛歌！
秦淮旧月，十载空城流水咽。
何日东归，父老中原望羽旗？
减字木兰花（四首）·成渝纪闻
良宵盛会，电炬通明车似水。
炰烹龙，风味京华旧国同。
金尊绿醑，却笑万钱难下箸。
薄粥清茶，多少恒饥八口家？
肠枯眼涩，斗米千言难换得。
久病长贫，差幸怜才有美人。
休夸妙手，憎命文章供覆瓯。
细步纤纤，一夕翩跹值万钱。
弦歌未了，忍信狂风摧蕙草。
小队戎装，更逐啼莺过粉墙。
罗衣染遍，双脸胭脂输血艳。
碧海冤深，伤尽人间父母心！
秋灯罢读，伴舞嘉宾人似玉。
一曲霓裳，领队谁家窈窕娘？
红楼遥指，路上行人知姓氏。
细数清流，夫婿还应在上头。
鹧鸪天
惊见戈矛逼讲筵，青山碧血夜如年。
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值钱。
愁偶语，泣残编，难从故纸觅桃源。
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
这几乎是可以与杜甫的“诗史”相比拟的泣血之作。如果有人说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得悠哉游哉，那么沈祖芬的诗作是最好的反驳。
旧体诗写作者的个人身份，可以帮助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去认知历史。由于离开了“大叙述”，旧体诗所呈现的历史面貌可能具有另外一种“真实”。但是旧体诗究竟能够承载多少现代观念，旧体诗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如何影响和制约着写作者，这无疑是需要谨慎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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