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两条逻辑”的国内“南北之争”说下去
摘要：在对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进程的研究中，国内最近一段时间对《1844年手稿》中“两条逻辑”展开了“南北之争”。在双方的背后，“接着说”便成为一种积极的学术态度。在不局限“论争”的问题域基础上直接追问：“类本质的异化”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得以承接？在《手稿》时期，马克思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遗迹”的问题？如果说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时期”又会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引起哪些问题？从而认为，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后缀的“唯物主义”，在一般唯物主义基础上通达辩证唯物主义，最终拉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序幕。
关键词：“类本质”、费尔巴哈、“两条逻辑”、马克思
对马克思早期思想逻辑进程的研究，特别是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实质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个“基础问题”并因其“复杂性”而不断引起“争议”。近段时间以来，以北京大学王东教授为代表发表了《马克思哲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吗两次转变论质疑》等系列文章，针对长期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作为受质疑的一方南京大学姚顺良教授做出了回应文章《两次转变论_的文本依据及其方法论意义_兼答王东教授等》。①我们知道在国内哲学界通常有一种看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即“两条逻辑”的说法：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其中最为典型的异化观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是应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来考察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的产物，是《手稿》中的“费尔巴哈思想遗迹”。这就是说此时的马克思还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襁褓”之中。一旦他迈进唯物史观的门槛之后，必然摒弃了费尔巴哈式的“类本质异化”的“思辨逻辑”，转而站在现实的地平上用“科学逻辑”阐释“人之谜”与“历史之谜”。那么“南北”理论研究孰是孰非？我们认为商榷是理论界成熟的一种标志，其目的在于推进理论研究的深入。故而，根据以上“两条逻辑”的国内“南北之争”的成果，“接着说”便成为一种积极的学术态度。“接着说”就是不局限“论争”的问题域，直接追问：“类本质的异化”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得以承接？在《手稿》时期，马克思有没有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遗迹”的问题？如果说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时期”又会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引起哪些问题？
一、马克思承接了“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吗？
一般来讲，质疑“两条逻辑”是早期马克思思想“历史原像”的学者们通常不会否认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是受到费尔巴哈“类本质异化”思想的启发，但坚持认为两者的差异：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劳动状况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察，从唯物史观的哲学高度，正确揭示个人与人类群体、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产物。而费尔巴哈脱离人类历史，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劳动状况，抽象地谈论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对抗、分裂问题，虽然意识到个人与人类群体、社会之间发生对抗、分裂的可能性，却无法科学说明二者之间发生对抗与分裂的真正社会根源，更无法正确预见二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而陷入了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质疑者们结论是：马克思的“类本质异化”思想，是他自青年时代以来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将其认定为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不成熟思想”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手稿》之后的马克思科学著作中，这一思想并未被抛弃、否定，而是得到了继承和深化。
那么，对于质疑一方必须能够很好的回答的问题是，马克思此时的“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在其触及到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两者能否相容？如果单纯强硬地指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于“类本质异化”的差异性，并径直言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承接了这种思维方式，将是不得要领的。在哲学界众所周知，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还原论”思维方式，它先在理论上设定一种人的本真存在状态，转而用这个“本真的标准”去监测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即“本真状态→异化状态→复归本真状态”的人本史观。而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就充分显示了一种“类本质异化”的思维方式。 首先面对外在于人的现实劳动，“他（工人——引者注）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p43）在这种劳动中，工人丧失了他自身，这种现象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剖析呢？马克思认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1](p41)马克思设定了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在现实的劳动中，人存在的现实境遇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即人失去了类本质，这就是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肯定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的根源，但对于异化劳动的根源来自于哪里，马克思则倾向于到人的类本性的发展中去寻找。“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里显然“利用了费尔巴哈哲学中表述人和整个人类时所用的术语，并且创造性地吸取了他的思想：人把他的“类本质”、他的社会性质异化在宗教中；宗教以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基础，以意识为基础，而意识严格说来只是在存在物的类成为存在物的对象、本质的地方才存在；人不像动物那样是片面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1](p787注46）
实质上，认为马克思一生都在“类本质异化”这样一种平台上运思，是夸大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本史观所造成的。设定“本真——异化——本真复归”的纯粹哲学的阐释路径，在马克思那里确实存在过，比如对于“哲学的消灭”、“国家的消灭”、“劳动的消灭”等也只有在这种“类本质异化”的路径下才能得以理解。问题是，踏入历史唯物主义地平之后，这种思维方式在马克思那里处于何种地位呢？
1844年手稿中的思维运思方式，随着马克思哲学观的转变，特别是他意识到“须要‘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2](p262)在他还没有明确指出这样的论断之前，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已经这么去做了.马克思在1853年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说：“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人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它不是现在的存在”。[3](p257)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哲学观转变之后的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的缺陷“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1]（p55）并且明确了自己与费尔巴哈的界限，“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p5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认“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p73)找到理论的现实起点“现实的个人” 之后，马克思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这一历史的基本规律。马克思认为只有继续深入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破除这一理论给人的抽象印象即“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p73-74）从而最终验证其理论的科学性。
当然，马克思经过“类本质异化”这样一个时期，因为长期浸淫于德国古典哲学思维中马克思不能一踏上思考的旅程不沾染上“纯粹思辨”的流俗，但从马克思自己哲学思想逻辑的进程来看，具有形而上学思辨性质的“类本质异化”思维方式的确是马克思运思的起点，但“人类解放”这一科学的结论显然是不能靠思辨论证其合法性的。恰恰相反，在对自身理论的质性规定中，“我们仅仅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1]（p66）从哲学向历史科学转变的马克思，彻底站在了“哲学之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摒弃了“类本质异化”的人本史观的思维方式。
二、马克思有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遗迹”的问题吗？
国内哲学界近几年来，一直在讨论马克思哲学观的本质特征问题。往往论者在依循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进程会这样认为：在费尔巴哈影响下的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的哲学迷宫，拯救出了“辩证法”这一珍宝，其理论武器就在于转向了唯物主义，但此时的唯物主义早已经过了辩证法的熏染，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与形而上学的、机械的旧唯物主义有着质的差别的“新唯物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的说法，因为，脱离了黑格尔的马克思转向了已经是饱含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了。但是这忽视了存在的两个与此相矛盾的事实，一是马克思思想确实经过了人本的历史观，并不是一踏上唯物主义就同时踏上历史唯物主义地平的；二是马克思自身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的文本佐证充分验证了其思想进程中有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
首先来看，为什么说马克思没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与历史物主义创立顺序是相违背的呢？我们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有一个“推广说”来描绘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历程。即先后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将其原则推广至历史领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在反对有人指责传统教科书中的“推广说”的辩护中，有学者详细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名称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以示“推广说”难以成立。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概念虽然一直到1886年才由狄慈根首次于《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领域中的漫游》一文中提出，但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却有着大量文本中可以读解出其“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楠森教授曾指出过判定马克思是否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有三个标准：“(1) 马克思是否同意物质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亦即马克思讲的“唯物主义”中的“物”是否只是人类社会或实践,而不是自然物质？(2)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否只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只是头脑里的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只是方法论而不是世界观？(3) 认识、思想是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4]依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只要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1]（p77）以及马克思在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表示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接着在文中，又不断出现“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等，但在历史观问题，这个时候的马克思还只是认为：“这种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1](p92)这里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的话，一个客观的历史原像便呈现出来，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本体论、方法论统一的理论基础已经实质上诞生了，一旦站在了新的地平上，作为审视历史之谜的科学论断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艰难的人本主义历史逻辑之间展开冲突，挣扎出来的马克思紧接着在《哲学贫困》中就立马宣告了自己的新话语方式，“我们见解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普鲁东而作的‘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5](p10)
正如我们看到了，先夯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地平的马克思，得益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拯救。而这样一来，从唯心主义惊梦过来的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就在于以客观现实为本，“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含义也就在于此，一切从实际出发。但一旦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分歧不由言说是归因于对待客观现实的考察方法上不同。正是对“费尔巴哈阶段论”批判的人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怎么能是马克思所经过的呢？这里是概念的混淆，无论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还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的继承在后缀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前缀。“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特点，但它无可厚非的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后缀“唯物主义”。正是因为前缀的不同才导致了两者历史观的质性差异。否认有过“费尔巴哈阶段论”就必然在理论上消解掉后缀的“唯物主义”。
再看第二个矛盾，那就是否认马克思一生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与经典文本中马克思自身的看法相违背。在1843年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关心政治”[6]（p442-443）这就是说他对费尔巴哈还是基本赞同的。在1844年，马克思写作《手稿》的时候说：“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3](p46)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3](p157-158)同年11月，马克思诚恳地给费尔巴哈去了一封信，他说：“我趁此机会冒昧第给您寄上一篇我写的文章，……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6](p449-550)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7](p118-119)在马克思的晚年，在他与恩格斯的通信中，直接指出自己有过“费尔巴哈阶段”：“在这里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他（库格曼——引者注）送了我一本，还将寄给你一本。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了滑稽的印象”[8](p293)（全31-293）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问题上来，否认经历了“费尔巴哈阶段”既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原像相悖，又与马克思自身的文本认同相悖，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其实问题就在于是否承认马克思经历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洗礼，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唯物主义，只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后缀被马克思继承了，它都能有助于马克思走出黑格尔的迷宫。并同辩证法结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这一切得益于费尔巴哈，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文本中才会出现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赞同。但马克思没有就此停住脚步，而是在此基础上彻底抛弃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解答“历史之谜”时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旦越过费尔巴哈的马克思拉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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